1983年夏天，我從紐約市警局被借調到某個不知名的政府單位。對方塞給我一本護照、機票跟旅費，要我到非洲某個小國的首都『接受進一步指示』。
我在當地某個熟人開的旅店住下，新老闆給的『進一步指示』也很簡單：每天黃昏時到某地找擦鞋童擦皮鞋，離開時把身旁的皮箱帶走，按照皮箱裡面的指示行事。
於是我每天早上像護照相片那樣刮好鬍子，戴上眼鏡，換上當地歐洲人常穿的短袖夏威夷衫、西裝褲和皮鞋，戴上草編的法國船夫帽後走出旅店，在市區到處閒逛，買買當地的土產，看當地的孩子在因為特地加高好多用幾年，順便讓白人繼續搆不到的籃球架下鬥牛，到歐洲人聚居地的咖啡廳喝上一杯咖啡，吃幾塊蛋糕跟泡芙，看看歐洲、美國的報紙跟雜誌。或是到酒吧喝上幾杯，聽坐在角落或趴在吧台上的某個酒鬼嘟噥這裡環境有多糟、治安有多差、工作有多麼困難、連老婆孩子都嚇跑了之類的醉話。
等到太陽快要消失在地平線時，我就慢慢走到專門招待外國觀光客的飯店牆角旁，找一個鞋箱上貼著可口可樂標誌，大概十歲左右的擦鞋童，然後坐在他面前應該是撿來的鐵質摺椅上，把腳放上鞋箱。
在等擦鞋童把鞋擦好時，我會拿起摺椅旁皮質的辦公皮箱，小心打開一條縫，裡面通常塞滿了成疉的美鈔、英鎊或當地貨幣，還有一個牛皮紙信封，裡面會有張便條紙，寫著一個地址，有時還會有一張名片、一枚奇怪的輔幣或鑰匙圈之類的。
便條紙最後通常寫道：『到那裡花光裡面的錢，玩得開心點。』
我原本以為這句話是開玩笑的。
便條紙上的地址從當地商業區的商店、廢棄的工廠、貧民區深處的鐵皮屋都有，甚至還可能是河邊、郊外的香蕉田這種地方。
遇到門口有人留難，只要拿出跟便條紙放在一起的名片、輔幣、鑰匙圈等東西給對方，就可以通關。
最後到的地方，呃...還真的都是那種，能讓一個帶著整皮箱現鈔的人『玩得開心點』的地方。
像是藏在廢置工廠地下室的現代化賭場，不但有跟拉斯維加斯、澳門跟蒙地卡羅一模一樣的輪盤跟吃角子老虎，甚至還有紅地毯、金色柱飾，和端著雞尾酒托盤的兔女郎。
或是在香蕉林中心跟一圈圈攥緊鈔票，紅著眼睛的男人，死死盯著人圈中心一塊停車位大小，用汽化燈照明的泥土地上，兩隻互相撕咬的鬥雞。
如果鬥的不是那兩隻雞，而是從場邊隨便抓兩個人丟進那塊泥地裡，他們大概也會鬥得很火爆吧。
當時甚至還在河邊，跟等著渡河的客人與船夫賭骰子。
還是在某間酒吧地下室的脫衣舞秀場，把美鈔塞進台上鋼管舞女郎比基尼泳裝跟抹上橄欖油肌膚間的縫隙。
甚至還能坐在能跟俄羅斯茶室媲美的紅色真皮沙發，側頭埋進身旁露肩洋裝美女的頸項，嗅吸皮膚香水、化妝品和少許汗水融合的脂粉香，心裡盤算是否能帶一個回去。
到這些地方是不是能『玩得開心點』，自然見仁見智。
不過要『花光所有的錢』，倒是一點困難都沒有。
畢竟之前也在『連擋風玻璃流下來的雨滴都能拿來賭』的紐約市生活了好幾年。我抱著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，按照皮箱裡的指示，在這個看上去一片荒蕪的城市，像昔日流放殖民地的浪蕩貴族般，吃喝玩樂了兩個禮拜左右。
玩到昔日在門口看守的高頭大馬看到我會直接打招呼，不檢查就放我進場。
地下賭場的兔女郎見到我，就稱呼我護照裡的名字，順便端一杯雞尾酒給我。
管鬥雞場跟脫衣秀場的老大會跟我招手，把前排的位置讓給我。
酒家的女郎看到我進門，會簇擁我到店裡最隱蔽的包廂。
在他們眼中，我可能真的成為護照裡面，那個躲到這個人跡罕至之地，花錢買快樂的敗家子吧。
正當我開始認真研究把這種日子當成退休生活的可行性時，『進一步』的『指示』有了一點小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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