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夜降臨時

「王大哥，今天有封奇怪的信，是寄給你們的。」

這天晚上走進『賣火柴的小女孩』，吧台後就傳來曉鏡的聲音。

「奇怪的信？」王萬里將風衣放在吧台。

「是張明信片，上面只寫了酒吧地址和你們兩個人的名字，」她拿出一張明信片，「背後也只貼了張郵票，其他什麼都沒寫。」

「郵票？」我站到王萬里身後，端詳郵票上怒放的熱帶花草，「該不會是－」

「『集郵者』，」王萬里翻過背面，「從郵票和郵戳，他現在應該在新加坡－士圖，我們有多久沒見過他了？」

「快一年多了。」

「這個『集郵者』是－」

「託他的福，我現在才能在報社工作，」我接過曉鏡遞來的薑汁汽水，啜了一口。

※

「除了英語、華語、廣東話，還懂法語、德語和西班牙語嗎…」

『前鋒新聞』的編輯尤金將履歷湊到眼前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一年前，因為追捕行動中，誤傷和市政當局關係良好的商業大佬，我向服務五年多的市警局遞了辭呈。當時我把辭職當成工作多年後難得的小休，每天睡到中午，然後在帕欽坊安靜的小酒館邊看報紙，邊喝威士忌，混到晚上才回家。過了一個月左右。某個在警局坐辦公桌的朋友打電話來，提到前鋒新聞的市聞版需要攝影記者，問我要不要去碰碰運氣。

「以前在警局負責接待來賓，溝通上還不成問題。」

「有攝影和暗房操作的經驗嗎？」

「有，」我點點頭，「剛進警局時，負責現場蒐證的攝影工作。」

「你拍現場的時候，按快門的標準是什麼？」

「沒有標準啊，看到就拍。」

「沒有標準？」

「證據稍縱即逝，等你下定決心按快門時，東西早就不存在了。大部份鑑識人員都從下車到回車上，看到東西就拍，他們的說法是：『用相機掃射現場』。」

紙張後瞇起來的眼皮變成渾圓的鏡頭，掃過我臉上。

「抱歉，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？」

「不，你沒說錯什麼。我以前問過很多剛畢業的新聞系學生，他們通常搬出新聞寫作或攝影教科書現學現賣，說什麼主題、感動之類的。敢講『沒有標準，看到就拍』的，你是第一個。」

履歷表遮住編輯大半個臉，只露出光滑的禿頂。放在桌上的左手裹在佈滿皺褶的襯衫袖管中，指頭不斷敲著鑼鼓點。

「在市警局待了幾年？」

「五年多幾個月。」

「我在越南也差不多這麼久。」

「您去過越南？」

「東方日報駐越南特派員，溪生陣地撤退時，坐最後一架直升機離開。」他放下履歷表，禿頂下有張和氣老者的圓臉，就像你常在鄉下或小攤檔看到的那種，「不過我只記得把五○機槍扛上直升機，卻留下稿子、相機和全部底片。那年的普立茲獎就－」

他攤開手聳聳肩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「對不起。」我連忙止住笑。

「沒關係，看過我們的報紙嗎？」

「看過。」這一個月，我幾乎把過去五年份的報紙都讀過了。

「市聞版是報社的招牌，為了抓住各個行業的生活，我們很少找新聞系的畢業生，而是找做過其他工作的人，像醫生、股票經紀人、拳擊手－仔細想想，加個警察或許還不錯？」

「您的意思是－」

「換作其他報館，我會握住你的手向你道賀，叫你明天過來上班；在這裡還有最後一項測驗。」他拉開抽屜，拿出一只信封，「喜歡紐奧良嗎？」

「紐奧良？」

「理查．布萊特的謀殺案這禮拜在紐奧良審理，到那裡採訪當事人，寫篇報導回來，當做是你的試用測驗。」他靠在椅背，雙手交疊胸前，「信封裡有五百美元，是這段期間的差旅費。」

「理查．布萊特－」一個名字跳進腦中，「『紐奧良藍鬍子』？那傢伙不是上星期就被判死刑了嗎？」

「一個叫『教室與絞刑架』的人權團體以被告精神異常、刑求取供的理由申請上訴，他們還請到東岸最好的辯護律師。」他說：「更重要的，另一個法官也要求參加審判。」

「另一個法官？」

「昨天紐奧良的法庭和警方都收到一張沒有署名的明信片，背後只貼了張郵票，還有一句用筆和尺劃出來的話－」

「『你們或許能保住他的生命，但我將收回他的靈魂。』」我說完吸了口氣，「沒錯吧？」

「你知道這個人？」

「聯邦調查局叫他『集郵者』，」我說：「假如他真的在紐奧良，有很多警察會請他喝一杯。」

「他那麼受歡迎？」

「是啊，不過他們會掏出手銬，猶豫要不要把他銬起來。」我說：「畢竟這位仁兄，現在可是調查局列名在案的通緝犯。」

(待續)